抹掉60年烟尘 恢复乾隆年间风貌 迈进琼华岛畔漪澜堂******
在北海公园琼华岛北侧，有一处建于清乾隆十六年的古建筑群——漪澜堂，这里原是皇家游憩、宴寝的场所，后来曾用作饭庄近60年。前不久，历时三年修缮的漪澜堂终于完成布展开门迎客，上万平方米建筑群与近千件精美陈设复原这处皇家建筑的原始风貌。
亮相
对照清史档案修缮38座文物建筑
漪澜堂建在北海琼华岛的北侧，是清乾隆十六年的建筑作品。穿过碧照楼的正门，就是这一古建筑群。内有东中西三个院落，分布着道宁斋、远帆阁、晴栏花韵、霓裳曼舞等主要建筑，是当时皇家读书、宴饮、游憩的地方。漪澜堂“本堂”位于中路院落的南侧，也是这个建筑群中单体结构最大的建筑物。
1925年，北海被辟为公园对外开放，漪澜堂建筑群在当时被用于经营用房。1959年，仿膳饭庄搬进漪澜堂，依靠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体，这里变成了餐饮经营场所。2016年，在各方努力下，仿膳饭庄完成腾退，将漪澜堂交还北海公园。
自此，修缮的前期工作开始了。“我们首先对院落进行了简单整理，勘察设计单位随后进驻。修缮方案编制、上报、审批完成后，2019年12月修缮工程正式开工。”北海公园副园长胡峂介绍，修缮范围东至倚晴楼、西至分凉阁、北至延楼、南至延南薰，共38座文物建筑，建筑面积3904.8平方米，占地约10000平方米。整个修缮工程过程中，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公园不断与国家文物局、市文物局、市财政局进行沟通协调，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契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
在解决文物建筑本体、院墙、院落地面、望柱栏板、排水暗沟等普遍残损病害的基础上，修缮人员重点对存在大木结构安全、不当改变原有格局和形制的建筑采取针对性措施，包括拆除后期加建的非文物建筑，恢复历史建筑格局和内外檐装修等。专家们又严格按照清史档案记载，调阅了“样式雷”烫样的全部内容，对文物古建进行了修复。
历经三年修缮，一个多月前漪澜堂古建筑群终于恢复了清乾隆时期的风貌。如今，“重装”复原后的漪澜堂与游客见面。
修缮
拆除添建的后厨和锅炉房
对漪澜堂建筑群的修缮堪称一场“大修”。漪澜堂曾被仿膳饭庄占用近60年。在此过程中，由于多次功能性调整改造，古建筑本体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北海公园规划建设科邢靳举例，位于漪澜堂建筑群东侧的“霓裳曼舞”曾是一座戏台，按照历史档案记载，它本身应该是三面敞开、一面有墙的开放状态，但仿膳饭庄在占用期间对戏台内部空间也进行了改造。
在勘察阶段，工作人员发现，在漪澜堂建筑的后檐东西两侧分别建了一个后厨、锅炉房。“在此次修缮过程中我们对这些仿膳经营期间添建的非文物建筑都进行了拆除。”邢靳介绍，历时两个月，拆除面积达497.4平方米，在按照历史档案记载及调阅“样式雷”烫样的基础上，复建173.8平方米，从而恢复古建原始形态。
另外，漪澜堂建筑群也到了必须要维修的年头，此前因漏雨造成屋面瓦件残损、木结构腐朽变形、油饰彩画褪色、脱落等问题，对结构安全和建筑美观都会造成影响。
复原
意外发现排水和地暖系统
漪澜堂建筑群的文物建筑达38座、200余间，涉及堂、斋、楼、阁、廊、轩、台等多种类型，修缮的复杂性可想而知。
首先是施工作业面狭小。受制于琼华岛四面环水及文物保护等因素，大型机械车辆不能上岛作业，物料搬运堆放等工作只能靠工人手搬肩扛，尤其是后山的几组建筑，因其依山而建，导致建筑周边的山体遍布太湖石、古树等，且坡度较大，为施工脚手架的搭设及物料的搬运堆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此，北海公园与施工方采用悬空搭设物料堆放平台的方式，确保工程顺利开展。
施工中也注意对古树古建的保护。匾额楹联等临时拆下的文物，设置专门的库房进行存放，并依据档案记载等历史档案进行归位。重要的彩画用塑料包材完整覆盖，台阶及地面采取竹胶板封护性保护。周边的古树、叠石也用木板围挡起来，外面再缠绕草绳。
此次修缮替换了糟朽严重的大木构件，出现歪闪、倾斜或局部下沉的大木构件采用局部落架等方式校正，并按原形制、原材料修配缺失的门窗等构件。彩画的修缮措施也一直很谨慎，征求了古建专家的意见后，工作人员对残损严重的部分彩画进行了重绘，其他彩画尽可能保留并除尘。
基础设施也同步完善，工作人员还意外发现了院落里隐蔽的排水系统。“整个院落一共有5条排水暗沟，都是从院落里向太液池自然排水。”工作人员详细检查了排水暗沟，在尽量保持原样的基础上进行了整修加固，并进行了试排水，证明其可以继续使用。
在此次修缮中，工作人员还在漪澜堂及东所的晴栏花韵发现了灶坑和暖道夹层，根据合理保护及利用的原则，对其采取适当措施进行了现状保护及整修，为今后的展示利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布展
30件手工织绣留住宫廷“味道”
回归后的漪澜堂以室内原状式展览展陈的形式与游客重新见面。楠木包厢床上布置着手工织绣的炕宝座，宝座后设立屏风，再现乾隆所著游记《塔山北面记》内容，床上还配有玉石柄宝刀与仿紫檀嵌玉如意等较为常见的皇家休闲空间陈设品……进入漪澜堂室内，陈设布置庄重、规整。
殿内西墙上还悬挂着手工织绣装饰画——竹石双凤图挂屏及手工刺绣博古挂屏，极具清代宫廷色彩。北海公园研究室主任张冕说，像这样的织绣物品，在漪澜堂建筑群里一共有近30件，全部由宫廷织绣技艺传承手工制作，为的就是留住宫廷“味道”。
漪澜堂建筑群西侧南边的道宁斋，曾是乾隆皇帝读书吟咏的地方。一层西面墙上悬挂着具有宫廷装饰风味的一对百宝嵌挂屏，通过寿山石、岫玉、青金石等珍贵的材料组合成花鸟图案，显得富贵堂皇。条案上的仿古自鸣钟更是增添了生活气息。
“依托历史档案和资料，我们借鉴了同时期的殿室陈设，尽可能还原历史风貌，也营造更多氛围感，让游客一来到殿内就感受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张冕介绍。
本报记者 任珊 程功 摄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作者：陈祥健（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荣文（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服务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也一定会在社会治理观中得以体现，并通过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形式予以表达，用以规范秩序，成风化俗，引领风尚。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观念、法治原则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启迪。比如，“法”须“道”统的“道”“法”关系论，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一首要原则，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提供了有益启迪；“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价值取向提供了历史借鉴；“观俗立法”的法治经验，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明确法治道路应当建立在自己的国情基础上提供了历史智慧；“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的治国方略，为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法与时转”“治与世宜”的社会治理观，为健全和完善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理念启迪；“法立，有犯而必施”和“难于法之必行”的治理经验，为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供了历史依据；“得其法”与“得其人”并重，“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的法治实施思想，为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积蓄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力量提供了思想基础；“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等正反两方面的强调，为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贡献了治理智慧；“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的治吏思想，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找到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提供了法律文化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思想精华，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理论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对我们先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法制思想、深厚的法律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数典忘祖，而应该挖掘和传承其中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度重视、积极倡导，而且为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树立了光辉典范。在指导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经典名句来揭示法治建设的历史底蕴、民族特色和文化血脉。比如，他用“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来宣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国策；用“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来阐释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重要意义；用“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来揭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人民意志、体现人民利益的法治理念的重要性；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来强调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法律的实施，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等等。这些精彩用典，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间的渊源关系，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在融通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探索成功实践、人类法治文明的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丰润和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融通结合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法律文化自信，赓续法律文化精神血脉，弘扬法律文化民族品格，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结合新时代伟大变革、伟大实践、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有益历史经验和法治智慧启迪。
加强基础性整理工作，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实践，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法律思想、法律理念兼收并蓄，理顺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一脉相承的内在精神，整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丰富表达，凝练形成中华民族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文化、法律精神的独特标识。
全面系统地对律、令、格、式等成文法源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对判词、契约、民俗、家规家训、族规族训等司法守法行为规训中的优秀法律文化因子进行挖掘、梳理与拓展，加强对法律文化典籍、文物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和整理，让书写在古籍里、蕴藏在文物中、凝结于遗迹处的优秀法律文化彰显出来、鲜活起来、传承下去。
研究总结中华传统文化之“道统”与古代中国“礼乐政刑”之“治统”的关系，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礼法”之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引领机制，研究总结中国古代法制的整体架构、核心内容、内在逻辑、实施效果，研究总结其成败与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阐释、宣传上下功夫，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通结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化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当代法律理念和先进法律意识。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学古而不泥古，破法而不悖法，“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让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永续源头活水，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