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谭》：神仙审美携奇境 入你我之梦******

　　《中国奇谭》：神仙审美携奇境 入你我之梦【中国动画新百年开启】

刚刚过去的2022年，恰是中国动画诞生100周年。

　　1922年，万氏兄弟在上海制作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拉开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序幕。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美影”)成立，首任厂长特伟提出了“探民族风格之路”的理念。在该理念的指引下，上美影打造了《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九色鹿》《天书奇谭》《黑猫警长》等优秀作品，成为一代代观众童年时代珍贵的光影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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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动画进入新百年，上美影送上第一份大礼。2023年元旦，上美影和B站联合出品的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上线，迅速引发观剧热潮，豆瓣开分高达9.5分。

　　《中国奇谭》系列由《小妖怪的夏天》《鹅鹅鹅》《林林》等8个短片组成。一个个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故事，以雄奇想象缔造出“奇境入梦，我在其中”的氛围。

　　如果脱离“主角团”视角、换一个角度重看《西游记》故事，也许你会遇见敬业“打工人”小猪妖，它弱小、迷茫而又努力、温暖，它对外人称赞的齐天大圣心驰神往；如果你在水墨画般的意境中，悠悠沉浸于经典志怪小说《鹅笼书生》的情节，会发觉古人的哲思置于当下亦有令人深刻思考的价值。

　　网友评价，这是“刻进DNA的审美”“童年暑假回来了”。《中国奇谭》多位主创人员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提到，他们尝试把都市寓言融入到传统神话，进行属于当下的故事新编。

　　刻进中国人DNA的审美

　　《中国奇谭》总导演陈廖宇说，神话可以是古代的，也可以是今天和未来的。“神话其实是人类对未知东西的想象或者对自己内心愿望的投射，甚至神话中的形象就是人或人性某一面的具象化表达”。

　　第一个“神话”故事，就打响了口碑。一只小猪妖，戳中了无数网友内心柔软的角落。

　　电视剧《西游记》和上美影的动画片《大闹天宫》，一直是B站网友“N刷”的经典。《小妖怪的夏天》从妖怪的角度重新想象了“西游记世界”：无人在意的小猪妖，遵从想吃唐僧肉的老板的吩咐，完成做弓箭、刷锅、收集柴火等难度系数很大的KPI。在此过程中，这只具有独立意志的小猪妖，打听到唐僧师徒4人是民间赞颂的英雄，它的梦想被点燃了。

　　《小妖怪的夏天》导演於水指出，很多人一提起《西游记》会想到师徒4人面对的大妖怪，但是底层的每个小妖怪也有自己的“人生”。观众会因此共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普通的小妖怪。

　　小猪妖就是现实生活中平凡“我们”的缩影：它想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而妈妈最关心自己葫芦里有没有装满水，身体是否健康；面对“人生”选择题时踌躇无措，但依然为了心中的正义感，义无反顾地提醒唐僧师徒有埋伏。

　　影片结尾，小猪妖的善良得到了齐天大圣的肯定，还幸运得到偶像送的“周边”。网友评价：“悟空终是一颗佛心”“小时候以为自己会变成齐天大圣，其实是个连大王都接触不到的小妖怪。”

　　相较于小猪妖故事的“接地气”，由胡睿执导的第二集《鹅鹅鹅》则带有更浓郁的东方奇幻美学和志怪传统。《鹅鹅鹅》取材于南朝梁吴均的中国神话小说集《续齐谐记》中的《鹅笼书生》，蒲松龄就曾将该故事引用于诗句中：“世态渔洋已道尽，人间何事不鹅笼。”

　　《鹅鹅鹅》中，货郎在阴森诡异的鹅山偶遇瘸腿的狐狸公子，欲望破而复立，发现一切看似荒诞都不过是个“鹅笼”。

　　这个微言大义的故事，胡睿最早是十几年前留学德国时，从随身带的《太平广记》里读到的。“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居然有这么符合戏剧规律的创作！而且这故事非常高级，点出了人生的一种规律，但又不是简单地讽刺或进行道德评判，这是最高明的。”

　　胡睿创作时力求让故事面貌回归《鹅笼书生》“原生态”，改编之处则是将当代人的情感折射进故事里，并在塑造狐狸形象时致敬了《天书奇谭》中的“阿拐”。

　　《鹅鹅鹅》从古典志怪小说中继承的“引而不发”的朦胧情感，带给观众哲思与美学想象。纵然故事不直白，网友们却相当热情踊跃地表达自己的解读，胡睿说有的评论或“二创”绘画令他深受感动。

　　《中国奇谭》总监制朱贝宁笑言，其实很多人都是有意思的“矛盾体”，虽然身体过着现代化的生活，但精神上无法与上千年的传统文化“切割”开来，还是很怀旧。这种“文化基因”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样会体现在动画导演的创作中，他们塑造出的角色形象，自然是“刻进中国人DNA的审美”，因而很容易被观众接受。

　　“神仙审美”的动画能住进心里

　　此次《中国奇谭》系列召集了11位导演创作8个故事，多少有点“神仙打架”的意味。每一位“下一个交作业”的导演接受记者采访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一句“压力好大”。

　　《中国奇谭》总制片人李早说，该项目经历两年多时间，最早是上美影给导演们出了一道与志怪相关的“半命题”式作文题，题材和方向不限，核心表达出中国文化底蕴和“中式想象力”，“我们希望立足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呈现中国美学。同时也希望在如今相对商业化的环境里，把上美影的IP发扬光大”。

　　李早感慨，这次创作氛围和上美影过往的创作环境有几分相似。

　　“过去上美影厂里的导演们平时就生活在一起，有很好的合作氛围。我记得上美影60周年拍纪录片的时候，就体现了导演们平时相互扶持帮助，同时也相互竞争——竞争就是如何让自己的作品做得更好。这次创作《中国奇谭》，我觉得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李早说。

　　她透露，上美影前期会和8个团队单独交流，但项目进展到一定阶段，他们会组织导演坐在一起看其他人拍的片子，“导演一方面纷纷对别人的项目献计献策；另外一方面，有些导演回去之后就暗暗想着别人做得真好，自己的作品还得再改一改，还得更好一点。所以是一个特别良性的氛围”。

　　胡睿直言，会召集一批导演做这件事的，放眼全国似乎也只有上美影，“为什么呢？因为在动画短片创作领域，上美影是唯一触碰到那个最高境界的。就像王安石写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胡睿回忆，上美影动画短片《骄傲的将军》是住进自己内心的故事，是无法替代的“小宇宙”。

　　“《骄傲的将军》不算特别叫座的短片，但我认为它是中国短片创作中的一座高峰，有不可方物的美。它展现出一个人物命运的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还传递出一种时空感。我始终都能从这个故事里获得享受，假如心情烦闷了，我能随时偷偷溜进《骄傲的将军》这个小宇宙。”

　　胡睿说，他之所以选择《鹅笼书生》这么“小众”主题故事来创作《鹅鹅鹅》，原因也是被该文本艺术性深深折服，“应当有后辈来表达敬意”。

　　在现代技术里诠释出中国意境

　　除了主题各异，《中国奇谭》展现了“花式技能点”，例如三维动画、剪纸定格动画、偶片定格动画、三渲二动画等。

　　由杨木执导的三维动画《林林》聚焦“身份认同”的主题，讲述了狼女林林自我觉醒的历程。生活在林海雪原中的林林，因为孤独而涉足人类世界。为了被人类孩子认同，林林不断背离自己作为狼的身份，在苦难中迎来成人礼。

　　通过CG技术，《林林》对于人物细微的表情变化、动物栩栩如生的毛发、层层叠叠的森林、随风摇曳的枝桠等做到鲜活生动的呈现。

　　作为《中国奇谭》系列唯一使用CG技术的作品，杨木谈及对“技术”的理解。他说，上美影老一辈的创作宗旨是“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而观众已然对三维动画审美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趋向。虽使用新技术，但主创团队避免“照相式、素描式的真实”，力求增加写意的东方美感，在三维里诠释出中国意境。

　　“我们不把《林林》故事起承转合做得那么明显，而是处理得像一篇散文一样。”杨木说。

　　胡睿告诉记者，这8个片子无一不是“爆肝”改到最后一刻，“是非常熬人的工作，所以大家都尽自己最大的心力，尽可能地不辜负这份信任。毕竟那么多年，我们都信任和热爱上美影，所以希望给它加分，不能减分”。

　　但胡睿坦言，热度过后，他们又会继续安静“沉浸”一段时间，“也许突然有一天，再以一个特别新奇的方式跳出来给大家带来小小的惊喜，这特别快乐”。

　　朱贝宁也提到，作品火了，大家给予肯定与鼓励，也抱有更多的期待，给今天的国产动画创作一点耐心和空间，看看更多元的内容风格与创新表达，国产动画内容肯定还会继续拔节生长，创造更让人惊喜的作品。

　　李早表示，站在中国动画新百年的开端，《中国奇谭》主创团队希望通过创作这些有意思的作品，重现美术片“百花齐放”的面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来源：中国青年报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