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2022年，这些城市房价涨了！成都大幅领先北上广****** 中新经纬1月16日电 (薛宇飞 实习生李俊浩)尽管早就准备好了首付款，在北京看了大半年房子的张先生仍没有下定决心上车。而最近，北京楼市成交升温的消息，让他有些心动。 “现在买，就怕买贵了，但不买，又怕出政策，房价再上涨。”张先生的话道出了时下不少购房族的心声。 2023年，你打算买房吗？ 最新房价数据公布 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2022年下半年以来，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不断减少，下跌的数量不断增多。到2022年12月，70城中新房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55个，比上月增加4个；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城市有63个，比上月增加1个。 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对中新经纬说：“房地产行业的降温持续了一整年，房价下行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多，就是一个重要的数据指标。”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分析，绝大部分城市新房价格都在下跌，且下跌城市数量在增加，意味着供需两端仍旧比较羸弱。 分城市类别看，二三线城市继续降温的同时，一线城市12月新房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0.2%转为持平，二手住宅价格的环比降幅比上月扩大。张波称，一线城市的市场降温在持续，新房价格环比涨幅持平，二手房全面下行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北京、上海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并不代表市场热度回调，更大层面是成交结构的变化，中高端成交占比提升是直接因素。 张波表示，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上行，也不代表市场已开始复苏。从二手房价环比涨幅看，宁波、成都、昆明、长沙出现小幅上扬，实际成交量并没有出现同步增长，显示出房价上涨动力依然不足，市场处于探底阶段。 像张先生这种处于观望态度的人，不在少数。2022年12月底，央行公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未来3个月，16.0%的居民打算购房，这一比例大幅低于三季度的17.1%，并创下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2016年二季度的比例为15.1%)。同时，认为房价将继续上涨的居民比例仍在降低。 这些城市去年房价上涨 成都市场坚挺 环比数据，代表了2022年12月70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表现；同比数据，则可以看出过去一整年房价的涨跌情况。2022年12月，70城中，新房、二手房销售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分别有53个、64个，同比上涨的有16个、6个，持平的有1个、0个。 具体看，2022年12月，新房价格同比2021年12月上涨的城市分别是成都(9.0%)、杭州(6.4%)、北京(5.8%)、上海(4.1%)、长沙(3.2%)、银川(2.3%)、西安(2.0%)、济南(1.9%)、宁波(1.8%)、南昌(1.8%)、乌鲁木齐(1.7%)、合肥(1.6%)、海口(1.0%)、青岛(0.6%)、广州(0.4%)、南京(0.3%)，二手房价格同比2021年12月上涨的城市分别是成都(9.1%)、北京(3.9%)、上海(2.6%)、昆明(1.9%)、南充(1.4%)、无锡(0.4%)。 可以发现，2022年，成都、北京、上海是70城中新房、二手房价格均同比上涨的三个城市，而且，成都不仅是双料冠军，涨幅还大幅度领先北京、上海。从成交量看，2022年，大成都范围内新房成交套数约142982套，同比减少约25%；二手房成交套数约151376套，同比增加约200%，二手房成交套数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纪录。由于二手房成交量的提升，2022年成都新房、二手房的合计成交量同比增加约21.36%，创下近5年的最高值。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称，成都2022年的市场可以用一个“牛”字形容，其房价指数总体趋稳向好。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都的城市居住价值比较大，且房价相对低，潜在的购房需求多。政策上看，成都对于外来人口购房政策的放松，刺激了很多交易需求。他预测，成都2023年的房地产市场仍会成为全国市场中的佼佼者，值得关注和肯定。 就北京、上海的楼市而言，不止去年，进入2023年以来，有数家媒体报道称，两市一些楼盘成交、带看情况回暖，二手房议价空间减少。张先生也表示，最近他看到了这些报道，让他有些心动，同时，自从支持住房改善的政策发布后，也对北京是否会调整改善型住房购房措施开始关注。 对于北京市场1月份的变化，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中新经纬分析，2023年1月份属于特殊情况，2022年12月大部分购房者不敢出门，叠加1月下半月准备过春节，所以1月上旬的成交量是集中了前后时间的成交，不能等同于市场火热。北京市场如果没有针对二手房首付比例、利率的政策变化，楼市很难出现真正地明显上升。中原地产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1月上旬，北京二手房住宅网签5152套，与2022年1月份同期的5438套基本接近，但高于2022年12月的3399套。 多地支持住房改善 一二线热点城市复苏加快 近段时间以来，地方两会陆续召开。不少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及了稳楼市的措施，其中，支持住房改善的表态引发关注。 比如，北京市提出，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浙江省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住不炒”，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河南省提出，要落实好提振市场信心90条措施，激活房地产市场，落实首套房贷款支持政策，优化二套房认定标准，满足刚性住房需求和改善性需求。 张波认为，虽然房价下降的城市数量在2022年12月增多，但市场底部已逐步清晰，预计房价的稳定与上涨城市数量明显增长还需等到2023年二季度。“今年是改善需求入市的好年份，预计一二线热点城市的复苏节奏会相对更快。目前一二线热点城市的政策工具箱还有较多工具未被使用，尤其是针对改善需求在首付及利率方面有很大的调整空间。结合房贷利率的整体优化，未来市场整体复苏非常可期。” 李宇嘉预计，如果疫情能够保持稳定，房地产供给端、需求端的纾困政策或许在今年二季度产生效应，即热点城市交易量开始企稳并慢慢回升，并在下半年带动都市圈周围城市好转。不过，由于楼市依旧较弱，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度反弹，特别是房价反弹。“更长期的市场走势，既需要看政策力度，特别是一线城市政策的力度，也需要看居民就业、收入、预期的修复态势。”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以其它方式使用。 责任编辑：罗琨 爱乐透彩票地图 |
